短剧《轧戏》是那种一出手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作品。
陈星旭、卢昱晓主演，第一集，男女主就吻上了。
更直接的是，剧方干脆摊牌——开播当天就甩出一张“吻戏表”。
28集的体量，从第10集开始几乎集集有吻，全剧近30场：壁咚、扑倒、拥吻、贴身低头吻……一场不落，性张力几乎写在屏幕上。
从浪漫邂逅的“初吻”，到误会冰释的“暴风式吻”，再到解开终极心结的“定情之吻”，《轧戏》用一种近乎排列组合的方式，把短剧观众最迷恋的“撒糖公式”推到了极致。
于是，2026年的“新年第一甜”，就这样被吻出来了。
这并非个例，而是当下短剧市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切面——
吻戏，已经从情感的点缀，升级为剧情的骨架，甚至是宣传的绝对主角。
那么问题来了：
吻戏，真的这么有魔力吗？
把时间拨回一百多年前，答案是肯定的。
1896年，一部不足一分钟的黑白默片《吻》（*The Kiss*）问世。男女主角约翰·赖斯和梅·欧文，在镜头前相拥、亲吻、低声耳语。整部电影只有这一个画面，却成了爱迪生公司当年最卖座的作品，也被公认为电影史上的第一场吻戏。
“轰动”，几乎是必然的。
“恐慌”，同样随之而来。
影片放映时，观众震惊；罗马天主教会公开谴责，甚至要求立法惩罚公共场所接吻者。在今天看来温柔到近乎含蓄的画面，在当年却被视为对道德秩序的公然挑衅。
但电影没有后退。
吻戏也没有。
随着电影语言的成熟，吻逐渐从“冒犯”变成了情感表达的最高效符号，成为流行文化中最具穿透力的意象之一。
影史上的那些经典之吻，几乎每一个都不是“好看”那么简单——
1939年，《乱世佳人》。
白瑞德向斯嘉丽求婚被拒，索性一把将她揽入怀中强吻。斯嘉丽先是挣扎，说“我要晕了”，下一秒却脱口而出：“我愿意。”爱、欲望、权力与时代气息在这一吻中同时爆裂，被公认为影史最著名的一吻。
1953年，《乱世忠魂》。
伯特·兰卡斯特与黛博拉·蔻儿在海浪中翻滚接吻，湿透的衣衫、急促的呼吸，让黛博拉忍不住说出那句影史名言：“从来没有人这样吻过我。”性感在这里不只是身体，而是一种失控的渴望。
1955年，《小姐与流浪汉》。
动画片，却贡献了影史最纯真的吻之一。两只狗分食一根意大利面，在不经意间嘴唇相遇。那一刻，没有欲望，只有温柔。
1997年，《泰坦尼克号》。
船头迎风的拥吻，莱昂纳多抱着凯特，说出“我在飞翔”。多年后，这一幕仍被评为“史上最佳银幕之吻”。因为那不是接吻本身，而是人类对爱与自由最浪漫的想象。
经典之所以为经典，从来不是因为“亲得多”，而是因为“非亲不可”。
在中国，银幕之吻的命运，与社会观念的变迁紧紧相连。
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吻戏是绝对禁区。
1957年，《护士日记》中一个亲吻脸颊的镜头遭到批判；
1959年，《聂耳》中赵丹即兴加入的接吻镜头被删；
1979年，《生活的颤音》里，热吻将要发生，母亲却在最后一刻推门而入——那是一个时代对亲密关系的集体克制。
真正的转折点，发生在1980年。
《不是为了爱情》中，一个从30秒剪到3秒的接吻镜头，结束了新中国电影整整31年“零吻戏”的历史。为了这三秒，剧组经历了十多个部门的审批，女主角的行动被严格限制，电影低调上映，却轰动全国，创下高票房纪录。
同年，《庐山恋》中张瑜在郭凯敏脸颊上的那一吻，轻如蜻蜓点水，却重如时代宣言。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，教会了一代中国人如何谈恋爱。
要知道，就在1979年，《大众电影》刊登的一张外国电影接吻剧照，还曾被斥为“无耻”“堕落”，引发全国性讨论。
但闸门一旦打开，便再也关不上了。
1986年，《芙蓉镇》中姜文与刘晓庆长达4分23秒的接吻，是在苦难现实中的炽热对抗；
1997年，《春光乍泄》中张国荣与梁朝伟的同性之吻，则不只是爱情的表达，更是对社会禁忌的直面挑战。
吻戏，从来都不只是一场戏。
它始终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我们，允许怎样的爱存在？
再回到当下。
从《不是为了爱情》那来之不易的三秒钟，到短剧里动辄几十场的密集轰炸，吻戏的数量与“创意”呈指数级增长。
短剧成了这场竞赛的最前沿。
水下渡气吻、面条吻、电梯旋转吻、记忆闪回吻、天台窒息吻、沙发碾压吻……
一边反派忙着搞阴谋，一边男女主忙着搞“唇部体操”。
问题在于，当吻戏脱离了情感铺垫，沦为纯粹吸引眼球的“嘴上动作片”，它带来的刺激就会迅速贬值。
观众真的只是想看两张嘴贴在一起吗？
接吻而已，这个时代并不缺。
短剧的“吻之路”，究竟会通向哪里？
历史早已给出答案。
真正打动人的吻，永远发生在情感积累到极限的那一刻——
是不亲不足以表达的爱，
是不说不足以承载的痛，
是不拥抱就会失去的瞬间。
《轧戏》们终会明白：
当猎奇退潮、算法降温，
唯有与观众真实情感产生共振的吻，
才能穿越时间，留下痕迹，
成为被一代又一代人记住的经典。
